财政为国家根本，关乎国运盛衰成败，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建设， 而对财政监察体系的设置，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明代，中央集权空前发展，其财政监察制度也达到了相当完备的水平。

一、明代财政监察立法

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基于自身幼时经历，认为元末吏治败坏、法令不行，是导致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。 因此，他十分重视借助法令约束来规范统治秩序， 对于影响国家运行的财政监察，自然更为严格。

（一）《宪纲》有关财政监察的规定

早在洪武四年（1371 年），御史台进所拟《宪纲》四十条，作为行政监察、监察的法规性文件，朱元璋 “览之亲加删定，诏刊行颁给”①。 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，朱元璋又将之编入《诸司职掌》，嗣后，经建文、永宣等朝，屡有修改补充，正统四年（1439 年），明英宗正式敕谕颁布《宪纲事例》，最终并同一应财政监察相关法规，汇总入校修于明孝宗、武宗，重修于世宗，再修于神宗的万历《明会典》。

《宪纲》中，对财政监察机构的设置、权限、执行方式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。 主要的财政监察的职能和权利被赋予了科道系统，也就是都察院及其下属十三道监察御史、六科给事中、户部清吏司，以及提刑按察使司，他们负责审查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相关财政活动，若有违法即行究治。

同时，监察机构对于官员的经济犯罪，是有着审查及弹劾的权力的，“凡百官有司才不胜任，猥琐阊茸，善政无闻，肆贪坏法者，随即纠劾”②。 如发现贪污舞弊等行为， 对五品以上官员上疏弹劾，由皇帝定夺，五品以下则直接定罪惩处，再将处罚情况上报。

明代对官员任期内政绩的审查，有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，考满的主要内容为辖下户口数、垦田数以及钱粮收入情况， 尤以赋税收入增亏来决定优劣；而考察所列举的第一项内容，便是 “贪”，显然，官员在任期中经济事务方面的政绩和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，都需由财政监察机构的官员会同吏部来进行操作、考核。 并且，为确保财政监察活动的顺利推行，政府明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不许挟私阻挠，否则严加制裁。

此外，《宪纲》还对财政监察官员的选拔任用要求，对他们的纪律约束以及考核审查标准都予以了明确规定，在选用上，“凡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并首领官，按察司官并首领官，自今务得公明廉重、老成历练之人奏请除授，不许以新进、初仕及知印承差吏典出身人员充用”③，也就是在品格和资历上均有所要求。 对于他们的职业纪律，同样加以约束，如规定其等务必奉公廉洁，不能侵占公私财物；履行公务时，要节俭不能铺张浪费；需依法办事，绝不能徇私舞弊；同时，要求监察官员之间需通力协作、互相监察等等。 为防止他们出现玩忽职守或营私舞弊问题，规定监察官员同其他部门官员一样，要按期接受例行的考满和考察，不仅如此，还要有与其工作内容相符合的特定审查， 如有违法行为或履职不称者即被清退罢黜。

（二）《大明律》有关惩赃的规定

《大明律》的基调，是以严刑峻法来惩治官民，相比唐宋立法而言，其中增加了很多有关财政监察的条文，范围涉及赋税征收、仓储管理、经费开支等财政活动诸方面，试图将各种违法乱纪行为都纳入监察体系。

首先，对征税官员以及仓库管理者的处理。 前者，若征税存在 “放富差贫，挪移作弊” 等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行为，或者存在执法不严，或滥用职权擅加赋敛，或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破坏财政秩序的情况纵容枉法；后者，对仓库财物粮米被盗损耗隐瞒虚报，或将府库钱粮私借挪用冒支等等，都会受到严格处罚。 对前者，如 “凡有司科微税粮，及离泛差役”，应 “各验籍内户口田粮，定立等第科差”，若赋役不均，故意放富差贫，“当该官吏，各杖一百”，“若上司不为受理者，杖八十”④。 再如“跌斛淋尖，多收斛面” 这种在征税容器上做手脚而私自多收的行为，要科以 “杖六十” 的处罚；而对征税时受财枉法行为，罪属贪腐，从重论处，“若以附除粮数，计赃重者，坐赃论，罪止杖一百”⑤。 而对于入库钱粮的管理，对因失职造成的钱粮被盗，要参照一般人盗窃仓库钱粮之罪处罚，“故纵者，各与盗同罪”。 因过失所造成的坏损，“计所损坏之物，坐赃论，着落均陪还官。 ” 对“凡监临主守，自盗仓库钱粮等物，不分首从，并赃入罪”，对于虚捏文案 “侵欺、借贷、挪移”，“并计赃，以监守自盗论”。 处罚程度因盗取数额而异，从 “一贯至四十贯” 不等，“一贯以下杖八十，至四十贯则斩”⑥。